印质明印质明

印质明是我国一位成就卓著的表演艺术家，曾在《虎穴追踪》《国庆十点钟》《铁道卫士》等一系列经典影片中担纲主演，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的银幕形象。与此同时，他在话剧舞台上也极为活跃，参演了《同甘共苦》《千万不要忘记》等剧目，并亲自执导了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、《丹心谱》等话剧作品。在影视创作领域，印质明同样才华横溢，曾执笔创作了《追》《红三角》《难》等电视剧本，展现了他多方面的艺术才能。 印质明出生于一个条件优渥的工商业资本家家庭，自幼生活富足，衣食无忧，并始终接受着系统而良好的教育。在耀华中学就读期间，他加入了学校的话剧社，由此初次接触到表演艺术。这段经历离不开他的语文老师张洁忱的引导。张老师的语文课从不拘泥于课本，他站在三尺讲台上，满怀热情地向学生们讲授莫里哀、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，以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。在这种浓厚的艺术氛围持续熏陶下，印质明逐渐从接触戏剧，到了解戏剧，最终深深地热爱上了戏剧艺术。到了大学二年级，深受鲁迅、郭沫若等人弃医从文事迹影响的印质明，毅然决定放弃原本的商业方向，转而投身艺术事业。 1950年，新成立的北京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（即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）面向全国招生。印质明立即向所在学校提出转学申请，渴望能进入该所系统学习戏剧与电影专业知识。他几乎每天都去恳求校领导开具一封介绍信，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斩钉截铁的拒绝。后来，校方甚至主动找他谈话进行劝阻。然而，性格倔强的印质明一旦下定决心便无人能够动摇。他心想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既然此路不通，那就另寻他途。当时，印质明正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，每晚都去夜校教书，与那里的工人学员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闲聊中，他向这些工人老大哥倾诉了自己的愿望和面临的困境。在当时工人阶级地位崇高的年代，工友们听后纷纷表示：“老印，这有什么难的！咱们全厂工人联名给你写封介绍信，你看行不行？然后再盖上咱夜校的公章。怎么说你也是这里的老师，去进修学习总是合情合理的！”这番话正说到了印质明的心坎上。当晚，热心的工人师傅们就写好了联名信，并盖上了夜校的印章。第二天一早，印质明怀揣着这封沉甸甸的介绍信，心情激动地踏上了北上的旅程。 在艺术创作中，有时一些经典形象的诞生源于意外。印质明塑造的“高科长”便是如此。他坦言，在那个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年代，拍电影是一项异常辛苦的工作，尤其需要演员具备奉献甚至献身的精神。1958年，在完成《工地青年》《春雷》的后期录音工作后，印质明加入了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，参与排练并演出了大型话剧《红旗谱》。这次，导演王逸满足了他渴望饰演反面人物的心愿，使他得以突破以往只演正面角色的戏路，在剧中扮演了匪班长一角，同时还兼任李德才的B角。春节前后，话剧《红旗谱》在冰城哈尔滨连续上演一个月，场场爆满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最后一场告别演出中，完全沉浸于角色的印质明在台上不慎用手枪道具误伤了自己的手。手术后由于未能得到精心护理，伤口发炎、化脓，需要进行引流，导致他连日低烧。即便如此，印质明还是带着未愈的伤手和病体，坚持进入了《铁道卫士》剧组的筹备工作。 拍摄期间，他手上的伤一直未好，虽然不用再挎着固定木板，但仍在进行引流。为了避免观众看出破绽，印质明灵机一动，特意为角色设计了一个习惯性动作——经常将手插在裤子口袋里。后来，哈尔滨的一些老观众和影迷自发组织活动，邀请印质明前去相聚。其中有人将这个插兜的动作盛赞为一种精心的“创造”，并认为这构成了高科长这个人物独特的标志性特色。这实在是一次美丽的误会，可谓歪打正着。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演员们普遍不太计较主角与配角之分，更不会因为戏份少或剧本不合心意而轻易拒绝角色。“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”的信念深深烙印在每一位从业者心中。在拍摄《国庆十点钟》时，有一场戏是印质明饰演的顾群在前面打电话，后面需要一位面无表情、没有台词的看着电话的老大爷作为背景。当时拍摄已在夜间开始，临时找不到合适的群众演员，这让导演十分为难。就在这时，导演瞥见了坐在一旁的著名演员陈强，顿时计上心来，说道：“陈强啊，现在印质明在小卖部里打电话，后面缺个看电话的老大爷，我看你挺合适，就来帮个忙吧！”陈强听后二话不说，径直走进“小卖部”场景中，往那一坐，一言不发，这场戏便顺利拍完了。还有一次，印质明刚拍完《神秘的旅伴》走出摄影棚，正好遇上《平原游击队》剧组在对面拍摄。导演苏里急忙跑过来对他说：“老印，我们这儿急需一个拉吊桥的伪军，还有两句台词。我怕一般群众演员紧张演不好，我看你就来客串一下吧！”印质明听完，立刻脱下了《神秘旅伴》的戏服，生平第一次穿上了伪军服装。开拍后，他活灵活现地模仿着汉奸的腔调盘问一位乔装的八路军，对方递给他一只鸡后，他便放下吊桥放行了。这次经历也让印质明过了一把饰演反面人物的瘾。 在那个年代，印质明堪称炙手可热的明星，拥有大量影迷。1956年，毛泽东主席提出要接见一批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，印质明名列其中。接到通知后，他兴奋不已，认为能见到毛主席是莫大的荣幸。然而第二天，正在参加准备会的印质明被长影厂领导叫走，通知他必须次日赶往哈尔滨参加一部电影的首映式。“当时我也没有办法，”印质明后来回忆道，“哈尔滨那边一切已准备就绪，宣传声势浩大，在影迷中影响极深，绝不能让他们失望。于是当晚我就乘火车返回了哈尔滨。”首映式当天，现场人山人海，电影院被围得水泄不通，甚至导致周边交通堵塞。“我们是在警察的保护下，从电影院后门的一条小胡同才得以进场。”次日，毛主席接见了其他电影演员，在那张著名的长幅合影中缺少了印质明的身影，但在成千上万影迷的心中，他们喜爱的这位“明星”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。 虽然错过了与毛主席见面的机会，但印质明却有幸与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大姐有过近距离接触。一次，总理和邓大姐前来观看舞台剧《雾重庆》，长影厂特意指派印质明担任总理身边的记录员和解说员。周总理非常关心演员们的生活状况。在《铁道卫士》拍摄完成后，周总理亲自审看了影片。观看后，总理提出疑问：为什么最近看一些电影，总觉得演员的形象不太连贯，外景戏里演员显得瘦些，而内景戏里又显得胖些？看起来很不舒服，这是什么原因？……实际情况是，拍摄外景时，剧组有时住在市里的招待所，供应相对较好，演员的营养基本能得到保证。一旦回到厂里拍摄内景，演员们就从“客人”变成了“自家人”。当时物资供应时好时坏，好的时候能吃上高粱米，不好的时候就只能以“增量法”、瓜菜甚至“人造肉”充饥，许多演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浮肿。周总理了解情况后当即表态：这样不行！我们的电影要拿到国际上去放映，这种形象在国际上影响不好。再困难也要保证演员的基本健康。自此以后，长影厂的演员粮食供应一律改为白米、白面，全部供应细粮。 作为一名演员，印质明在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儒雅智慧的“侦察员”形象，这种独特气质的形成，得益于他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他对自己演员身份的定位是“表现世界、演绎人生”。他认为，一个优秀的演员除了需要丰富的生活体验和广阔的视野外，还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，最好能博古通今、熟知中外。“艺海无涯”、“学无止境”这几个字，用在一位从事创作的演员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。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员或导演，除了对电影艺术的热爱，背后付出的更多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与汗水。 然而，面对当今社会，印质明对校园里学习表演的年轻一代感到些许忧虑。在一次表演课上，他亲耳听到一位学生大声问同学：“哎，你说，李世民后面的皇帝就是康熙了吧？”“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大学生提出的问题，”印质明感慨道，“这反映出他们知识的贫乏和对历史的无知。记得有位伟人说过，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。您说呢？”印老师恳切地表达了他的看法。 在演艺圈内，印质明向来以低调、含蓄著称，甚至因其严谨认真的态度，让一些觉得他“不好接近”的人望而却步。或许因为曾经与他共事过的缘故，面对印老师时反而能感到几分亲切与轻松。印质明老师坦言，他很少接受采访或做专访，原因主要有两点：一是“我年纪大了，不习惯东奔西跑，有时间宁愿待在家里看看闲书、聊聊闲天、写写闲文。”二是，“我不太适应现在一些媒体的炒作方式，他们常常问一些非常笼统的问题，比如‘您是怎么塑造这个人物的？’这就像问一个八级车工是怎么造出机器人一样，问题太大、太‘难’回答了！”对于当下的媒体环境，印质明不想刻意恭维，但也绝不妄加批评。他希望“媒体和艺人之间能够相互尊重，相互支持”。 我国著名的电影、电视及话剧表演艺术家印质明于近日去世，享年80岁。印质明生前曾担任天津市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席及名誉主席，同时也是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导。他的代表作包括《铁道卫士》《神秘的旅伴》《虎穴追踪》《国庆十点钟》《戴手铐的旅客》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在艺术创作中，他始终坚持深入生活、从生活中汲取养分。例如在拍摄《铁道卫士》时，为了真实塑造人物，他曾深入铁道部门，亲身实践过司机、司炉和车长等多种岗位。他常对亲友和同事说：“我们那时候体验生活是真正地去干活，我在铁道部门就实实在在地干了很长时间。我始终热爱自己选择的这个职业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