谭非翎谭非翎

胡丽莉：您在演艺生涯中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，例如在《康熙大帝》中饰演的鳌拜，以及在《雍正皇帝》里扮演的马齐。面对如此丰富的角色经历，您个人最偏爱其中的哪一个呢？谭非翎：说起来真是有些惭愧，我实在不敢断言自己哪个角色演得特别出色。我从事这一行已经一辈子了，从十八岁开始，一直到二零一四年，话剧演了大约四十多台，电影参演了十几部，电视剧也拍摄了大概六七百集。正因为作品数量较多，许多角色的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了。就像昨天杨县长提到“我看过您过去演的马齐”，我一时都有些恍惚，因为那确实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那是《雍正皇帝》中的一个角色。我从小便深深热爱着自己所从事的这份事业，并且从未间断。因此，我十分珍视每一个来到我面前的角色，也竭尽所能地希望将其演绎得更为出色一些。毕竟，一个演员的成功、一个角色的成功，离不开演员自身的刻苦努力，但又不能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奋斗；这其中还需要时机、机遇、剧本的质量，以及当时的潮流是否契合观众的喜好。所以我并不太计较个人的得失与成败，更多地是考虑自己在创造和塑造角色时所投入、所经历的那个过程。这本身就是人生的一段历程，实际上也是人生经验的积累。这样的经历，如果能够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，便算是对社会和人民的一种回报，不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养育之恩。因为我们自小以来的衣食根本，都是来源于人民。胡丽莉：听说演艺圈内的同行们送给您一个称号，叫做“多产老来红”。您认为大家为什么会这样称呼您呢？谭非翎：说到“多产”，或许还算勉强符合，因为我确实一直在不断地拍戏。但“老来红”实在谈不上，那应该是属于年轻人的，比如那些漂亮的女士或是年轻的小伙子们，这是一种潮流，也是社会的某种需要。因此我很少接受记者们的采访，这是实话，不太习惯，我觉得这方面的时间更应该留给年轻人。如今我们已经走到二零一四年了，我希望自己的晚年——确实也到了晚年，马上就到七十岁了——我们这一行不存在退休不退休的说法，只要还有人需要，我每年都仍在参与拍戏。胡丽莉：您从一九五九年开始，就一直活跃在话剧舞台上，直到退休后才大量参与电影和电视剧的表演，是这样吗？谭非翎：不是这样的。我其实是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演话剧，一九五七年就到重庆参与拍摄了。中间有一段时期，我接受（教育）并与人民群众共同生活、劳动。谭非翎：或者说，是接受改造吧。后来在一九六零年摘了帽子，之后便重新开始演戏。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，我又遭受了重创，所以我经常是与底层的人们生活在一起。直到一九七八年彻底平反以后，一九八零年我才开始步入电影领域。最初是电影，之后是电影和电视剧交替进行，后来主要就集中在电视剧方面。而接下来，我又即将参与一部电影的拍摄。胡丽莉：您在荧幕上塑造的角色，好人演得十分到位，坏人也演得入木三分。您认为这样的表演功底主要是在话剧舞台上积累而来的吗？谭非翎：我认为这更多是人生阅历的积累。像我过去曾遭受冤枉和委屈，我自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人，虽然不是特别有本事，但确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。然而我受到了时代历史的冲击，几近灭顶之灾，差点就没能活下来。如今回过头看，这些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，因为亲身体验了人生的冷暖与世态的炎凉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感情。演员塑造人物，最关键的就是要塑造其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；一个过于理性的人是做不了演员的。因此需要拥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知识和阅历。阅历从来不怕多，绝不会说“哎呀，我的知识已经多得不得了，再也装不下了，没用了”——这是不可能的。我们永远需要不断补充知识、加深对社会的了解、关注与感受，提升自己对人物、事件以及人际关系的理解。只有挖掘得足够深入，观众才会觉得“哎哟，演得真好”，才会感到“挺像，就是那个人”。我们走过的路比较艰苦，说句心里话，这并非明星的道路。我没有成为明星的资格，首先老天爷没有给我那样的条件：年轻时，正值青春年华，我就被打倒了，那时已无法展现光彩，被专政，被改造。等到平反时，我已经快五十岁，四十好几了。到了这个年纪，我便不能依靠父母赋予的天生条件作为资本——我没有那样的资本，只能依靠勤奋、依靠积累、依靠用心塑造。所以我们演戏并不是总在演自己。比如很多明星一出场，哎哟，是周润发，或是其他哪位，不管演什么戏，观众看到的首先是他本人。而我们演戏则是想要塑造那个特定的人物，比如您提到的马齐，或是孙大掌柜，又或者我演过的一些康熙、乾隆皇帝，乃至地痞、流氓、土匪等角色，在电视剧和电影中都有记录。这些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对社会生活涉猎的深度与广度。我觉得这很有意思，所以即便没有成为明星，我也并不后悔。胡丽莉：您看上去精神特别矍铄，与同龄人相比显得格外年轻。您认为自己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呢？谭非翎：哎哟，这个啊，我觉得在于豁达、想得开。得到了不必过于欣喜，失去了也不必太过痛苦。人生本来就是要让你去承受这些酸甜苦辣的，人生不会只有欢笑。为什么人的表情有喜怒哀乐呢？正是因为生活要造就一个人拥有各种感觉，这些感觉器官，是吧？但如果你总是忧心如焚，过分计较自己的成败，就会感到心情沉重，这的确会影响寿命。比如受了委屈，我常对朋友、年轻的学生和同学们讲，如果世界上没有委屈，那又怎么能凸显出幸运呢？幸运是相对于委屈而言的，对不对？人生中必然会有许多不如意的事，所以我们中国的古人已经说得很明白：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”。你要面对这个现实。不能整天只想着好事，那样不行；整天只顾发愁也不行。我们的嘴巴是平的，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笑，嘴角像上弯的月牙，也可能像下弯的月牙，上下平均一下也就平了——这就是中庸啊，不偏不倚地好好生活。您看我有好几次濒临死亡，几乎被夺去生命。我就想，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我曾说过：如果没有冤枉，没有遭遇不幸，这些词本身都不会存在。后来再想想，你看刘少奇同志是谁啊？那么一位大好人，他所受的苦难难道不比我深重得多吗？他是国家主席啊。再想想贺龙等开国元勋，他们都经历过那样的坎坷、不幸与不测。所以我们是很渺小的人物，说实在的，他们如同天上的星宿，而我们只是草民，是芸芸众生，不要总以为自己能怎么样。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：不要以为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。没有你，地球照样运转，我们确实很渺小。所以我觉得，能够像我现在这样，已经是很好了。我年轻时曾在你们江西生活过很长时间，在上饶、瑞金一带，所以我和江西算是老表。我是长沙人，离毛主席故乡只有九十里。胡丽莉：听说京剧和书法都是您的爱好，是吗？谭非翎：您这是从哪里打听来的？哎呀！胡丽莉：我是在网上看到的，是真的吗？谭非翎：我从小最喜欢的大概是京剧。后来我父亲觉得当戏子不行，我当时好几次都想去南京的毛家班学京剧，结果被家里打出来，不让去。但上初中以后，我更多地喜欢上了话剧和电影。书法则是我们家族祖辈传下来的，算是书香门第的传统，这也需要一点天赋。我家兄弟姐妹六个，接受的家庭教育相同，但他们写字都写不过我。这说明，即使有同样的环境，也不一定能造就同样的人才。我在这方面可能比他们强一点，但我弟弟在物理化学方面是博士，在自然科学上我就远不如他了。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实在是人生的一大幸福。胡丽莉：那么，我们谭老师的京剧肯定非常拿手，能否在这里为我们万安的观众朋友们亮一亮嗓子呢？谭非翎：（演唱京剧唱段）。